苏联解体后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式改革的俄罗斯的情况又怎样呢？用奥列格·鲍尔莫洛夫的话说，其结果就是国家“丧失了以往的经济实力，国民生产总值甚至落到墨西哥、巴西和印度尼西亚之后，为中国的一半，美国的1/10”。“公众还面临以往闻所未闻的另一种灾难：大量失业。强迫雇员休假即隐形失业，也相当普遍。此外，不断加剧的分配不均和持续降低的国内生产总值使公众沮丧，社会不满与日俱增。”

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情况如何呢？日本的伊藤诚教授指出，日本20多年实践新自由主义的结果，就是20世纪的90年代成为日本“失去的十年”，就是一直持续到21世纪日本经济的急遽恶化（多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跌至1%，甚至有几年为负增长），就是“国家财政危机的负担不断转移到普通工人的肩膀上”，就是“工人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经济生活的日益恶化和不稳定”，就是“对劳工保护的法律普遍放松”等等。德国人民的情况也并不好些。在“提高效益是应该的”口号下，德国拥抱新自由主义的结果，是“不人道的社会螺旋型下降”，即人数众多的低收入阶层的社会福利费用的大幅削减，是经济增长和富裕的德国在20世纪末“真实的”失业率相当于20%。

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什么不能促进世界经济长期而稳定的增长，大卫·科茨列举了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从长期看，由于新自由主义制度具有降低实际工资和公共开支的明显倾向，它导致了总需求不足这一问题。其次，新自由主义模式放弃了国家反经济周期的财政和税收政策，由于缩减社会福利计划和放宽了对金融部门的公共管制，因此它在宏观层面上造成了不稳定，并使该体系容易受到大的金融危机和萧条的冲击。第三，新自由主义模式加剧了阶级冲突，可能会打击资本家的投资积极性。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给人类大多数的灾难性后果，使世界人民日益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推行者们的伪善。针对“华盛顿共识”关于“重启各国经济增长和摆脱全球利润停滞”这一许诺，沃勒斯坦是这样揭露其伪善性的：“工业企业的利润停滞在世界范围内继续存在。各地股票市场的急剧走高不是建立在生产性利润上，而主要建立在投机性金融操纵上。世界范围和各国国内的收入分配都变得非常偏斜——世界人口中10%高收入人群，特别是1%的顶层，其收入大幅度增加，而世界人口中其他人群的实际收入大多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