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这是陈云倡导领导干部学习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对毛泽东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精髓的重要体会。应当说，重视思想方法，在全党确立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对主观主义的不良学风，是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出发，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命题。学习毛泽东在这方面的重要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全面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执政能力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是富有教益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90年历史的根本性经验

1941年，当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作出了这样一个重要论断：“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5页）这是对党的根本性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党的历史本质的生动阐述。在这20年中，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艰难险阻终于走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流和主体，而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的正确方向。也正是在这时，党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比较，使自己从幼年走向了成熟，因而有可能对党的历史本质获得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上述命题的正确性和指导性意义，已经为党的90年历史所证明，并且成为我们党自觉奉行的一条思想路线。

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唯一正确的思想武器；而党的斗争经验又告诉我们，仅仅有马克思主义还是不够的，从一定意义上说，重要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国情的极大特殊性，使中国革命需要依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具体地说，中国革命所反对的主要是封建势力，而不是资本主义；主要依靠的群众是农民，而不是工人；它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而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主要矛头是反对资本主义，主要依靠力量是工人群众，而且它是用欧洲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所有这些，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事业。同时，又由于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占多数的国度，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主观性、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思想方法，也不能不影响党的队伍。这不能不极大地增加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难度。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和为此付出的沉痛代价，都同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根源相联系。由此可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于确立科学的思想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及其征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特别是党成立后，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种是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一切从书本出发，照搬照抄。如果说，从李大钊最早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成为我们党对理论联系实际命题的最早表述，到大革命时期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认识并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那么，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则是更自觉、更深刻地阐述并倡导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这篇文章的重要价值在于，鲜明地反对了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观点。虽然这时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还未出现，但党内已经存在依靠共产国际给我们写决议，给我们写纲领，向我们作指示等等问题。中国革命是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还是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这确是关系到党和革命的命运与前途的大问题。毛泽东上述观点的提出与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实际上蕴涵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等丰富内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把实事求是思想原则付诸实践，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三者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可以说，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在这篇文章中已有了较深刻的体现。在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在解释这篇文章的第六点即上引的观点时曾经说：第六段我看现在还用处不少，将来也用得着。这个看法是极为正确而深刻的，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坚持的。

《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次从理论上深刻阐述了共产党人应当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指明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这个问题，在党内曾有过长期的争论。毛泽东曾称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即指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但是，当时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后来还发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更加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在这期间，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反对教条主义，而且还十分重视在思想上分清是非。他的许多理论著述，从《实践论》、《矛盾论》到延安整风时期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章，都反映了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这些重要著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已经提出的问题，为我们党奠定了一条更加系统完备、生动深刻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重要价值与作用已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90年的历史所证明，而且也在新时期获得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及伟大作用，在今后更加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还将继续得到证明。

党的历史经验不但表明，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就会取得胜利；反之，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而且它还表明，如果我们不能全面而准确地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样会影响我们的事业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这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提供的一条根本性经验。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蕴含着在这方面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思想启示，对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关键是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陈云说：“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陈云文选》第1卷第34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就是说，在全党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党的思想建设带有根本性的一个问题。把思想方法提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也就是说，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一条思想路线提了出来。这是毛泽东确立的这条思想路线的一大特点。所以这样，是同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占多数的特点相联系，使得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凸显出来。党内一些同志虽然口头上、理论上也承认唯物论，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是违背唯物论的。他们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这种被毛泽东后来称为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的严重后果。毛泽东紧紧抓住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学风同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对立和斗争，积极在党内倡导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这次运动就是从思想方法入手，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给中央研究组的同志写了一封信，指出学习理论要“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7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实际上指明了整风运动的主旨所在。他在这前后写的一系列重要著作，都是致力于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引导大家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在整风运动期间，为了倡导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从思想方法上肃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恶劣作风，毛泽东主持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作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在党的理论建设上起了重要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相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而一定的历史观也是通过它的研究方法表现出来的。 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95-49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8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毛泽东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观点，他说：“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第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毛泽东紧紧抓住学风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解决党内的思想方法问题，这不仅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状况，而且也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对我们党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这样才能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而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从书本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就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毛泽东批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脱离中国实际、只从书本或经验出发的思想方法，这是过去党的领导几次犯重大错误的思想根源。他说：“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他还特别指出，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8页）所以，毛泽东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3页）在这里，把解决学风问题、思想方法问题、工作态度问题，看作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第一个重要问题”，这无疑是符合我们党的实际、非常深刻而重要的命题。党的斗争实践表明：只有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确立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原则，才有可能正确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从而保证党的政策和行动的正确性。

党的七大在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时，明确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其中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七大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对我们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影响已日益缩小，而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使得那种对西方的迷信，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的影响正呈上升态势。应当看到，在苏东剧变后国际上出现的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总体态势，使得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有了很大的市场。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出现，使那些历史的短视者觉得需要另找出路，转而追求西方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这是一种并不奇怪的历史现象。但是，他们那种“言必称美国”，唯美为美，企图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消解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用新自由主义来影响和误导我们的改革的言行，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腐蚀力和破坏力。毛泽东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时，就提出“向外国学习”的方针，同时他又明确反对学习外国中的教条主义做法，要打倒奴隶思想，要发扬民族自尊心，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毛泽东的这些警示，其现实意义仍然是巨大的。毫无疑义，反对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已成为我们今天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