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政党执政更替现象反映了一种规律：任何政党执政后都要防止因执政带来的生命力、创造力的衰退，以保持生机和活力。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执政活动的成败乃至党的兴衰。面对考验，有的党“其兴也浡，其亡也忽”；有的“百年老店”宣布关张。而中国共产党却能够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其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有四大原因。
原因之一：沿着正确方向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继承而不僵化、停止，发展而不变质、丢根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执政历史表明，执政初期建立的体制往往不适应和平环境下建设的需要，而过于集中的体制又和教条化、僵化的理论结合在一起，窒息了国家和执政党的活力。突破这个障碍，需要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然而，探索和创新谈何容易？要突破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种种错误思想的束缚，存在着出现偏差和走入歧途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之所以成功，就在于解决好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遵循着实践探索——总结经验——理论创造——新的实践的正确的认识路线，不断前进，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把坚持、继承作为发展、创新的基础，又以发展、创新保证坚持和继承的实现；既勇于探索和创新，又在重大问题上慎之又慎，强调科学性、全面性，防止简单化、片面性。
以党建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干部队伍建设上，根据现代化建设需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又强调把革命化放在首位；在批判错误思想方面，提出克服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又要求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在克服党内错误倾向问题上，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既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又强调讲新话。这些提法和做法，防止和纠正了各种错误倾向，真正做到了继承而不僵化、停止，发展而不变质、丢根。
党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在事业发展的紧要关头和重大时刻，作用更加突出。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国内又发生政治风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尖锐地摆在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既不走回到计划经济、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又不走屈服于外部压力、放弃社会主义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通过改革开放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新路。“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这一论断突破了以计划和市场来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传统思维定式，为深化改革扫除了最大的思想障碍。
原因之二：“新三大法宝”强调执政为人民和执政依靠人民相结合，使党不断从人民中获得执政资源和前进动力
尽管历史上许多政党和政治势力都标榜自己是为人民大众的，但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都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或者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或者始行而终弃。毛泽东深刻指出：“剥削阶级讲爱民，同爱牛差不多，为的是用牛耕田，从牛身上挤奶。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党是人民的代表，要使人民觉悟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转引自《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党的阶级性先进性使中国共产党人做到了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民的利益、要求影响和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始终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党就能走在时代前列，就会获得雄厚的执政资源和不竭的前进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解决几亿人口的吃饭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的民生问题。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建设和改革，中国人民实现了温饱，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在使人民富裕起来的同时，党致力于社会全面发展，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逐步实现。更重要的是，党的执政理念不断创新，八大指出党“是人民完成历史任务的工具”；新时期提出“党的领导就是服务”；“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之后又进一步强调“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新三大法宝”的核心是为人民，它从执政规律的高度解决了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科学执政是按照客观规律执政，而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是与社会发展规律相一致的；民主执政是把执政为人民和执政依靠人民相结合，要求代表人民利益而不是为民做主；依法执政把执政党为人民和依靠人民用法律加以确定和保证。以这种执政理念为指导，党初步建立了一整套代表人民、服务于人民的工作机制；形成了和谐的互动的党群关系：党领导、教育人民又向人民学习，从人民中吸收营养；人民接受、支持党的领导又能够对党进行监督。
原因之三：从国情和党情出发，开创一条民主新路，使执政党权力既有效运行又受到制约监督
如何使政党权力有效运行而又受到制约监督，是现代政党政治的一大难题。西方民主模式是在政党外部实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用在野党对执政党施加压力来监督；在政党内部允许派系存在、互相制约。这些做法起到一定作用，但同时也造成政策缺乏连贯性、党派纷争不断、党派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效率低下和党的涣散等弊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改革中盲目照搬西方模式，导致亡党丧权。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一条民主新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根本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切实保证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权利。在操作上，又以党内民主推动和保证人民民主。对党的建设来说，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党内民主是重要目标，不是唯一目标，民主发展要落实到提高凝聚力、战斗力上；民主不是“电梯”，不能一步到位，民主是“楼梯”，只能一步步走上去。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党的十六大以来确立了党内民主发展的科学路径：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委工作制度为重点，建立切实反映党组织和党员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民主是充分的，又是有序的；民主与集中相结合、自由与纪律相一致、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整体目标与个人价值都得到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取得长足进步，激发了党员和群众的创造精神；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保证了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与此同时，总体上看党内既没有发生个人专断，也没有出现涣散和无政府状态，既促进了广大党员积极性的空前高涨，又实现了全党智慧和意志的高度凝聚。国家也保持了长期稳定和高速发展。这条民主新路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上最有凝聚力、创造力，也最有动员力、执行力的政党。
原因之四：勇于纠正错误，及时医治局部感染的“病毒”，实现自我更新，不断增强肌体的免疫力
长期执政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是党的队伍的扩大、执政经验的丰富；另一方面是问题和矛盾的逐步积累，犯错误的机会增加。更严重的是，与革命党不同，一般性失误不会立即威胁党的生存和执政地位，相反，错误可以依靠政权的力量贯彻下去，所以执政党有了犯错误的“资格”，并有可能产生骄傲情绪和惰性，满足于成就和“太平盛世”，忽视潜在危险，甚至面对危机麻木不仁。中国共产党能够保持生机和活力，一是从人民利益出发，敢于纠正错误，善于把错误变成财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在关键时刻凝聚了党心民心。二是始终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并把忧党之心变为兴党之责、化为建党之举。毛泽东在1949年进北京城前就提出“进京赶考”的命题；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指出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党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连续不断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三讲”是着重加强领导干部、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在全党范围内解决少数党员先进性弱化的问题；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把自身建设与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密切结合，使党组织和党员在促进改革发展中更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创先争优活动是通过教育、激励等举措培育、激发基层党组织党员的内在动力，形成党组织和党员保持先进的长效机制。这是执政党发展的辩证法。（作者为北京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本文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阶段成果，限于版面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