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社会理解、认同合理合法的“不公开”，关于“秘密”的讨论，才能成为一堂很好的公开课

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接近尾声。近日，外交部向媒体表示，由于本部门部分预算涉及国家秘密，因此不予公开。

“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已成共识。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样的例外，包括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毋庸置疑，这些信息不能也不应公开。外交部的选择，有其现实依据，也有国家利益的考虑。

然而，信息公开实践中，有些“秘密”似乎并没有什么道理。几千个停车位造成市民出行不便，郑州市规划局却以“秘密”为由拒绝公开规划信息；北大三位教授要求公开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收费数额、流向，也被“秘密”挡在门外。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利益秘密被掩映在了“国家秘密”的幕布后面。

从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来看，时间、类目、口径还未能统一，信息的公开与保密边界还比较模糊。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严格标准、不经合理程序，那些“想公开的就公开，不想公开的就不公开”的部门和机构，会不会拿“秘密”当挡箭牌，让公开变成走过场？这也是引起公众顾虑的重要原因。

在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基础上，引导社会理解、认同合理合法的“不公开”，不仅会让认识更进步、心态更成熟，更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正因此，政府部门理应正视公众的敏感，回应顾虑背后的疑问。

在我们相继以中办国办文件推动信息公开、以最高法司法解释保障信息公开的背景下，在“公开透明”渐成上下共识的时代潮流中，划定不公开的范围、标准和程序，对于规范“不公开行为”，至关重要。哪些属于秘密？谁来判定秘密？该有什么程序？这些明确了，那些不该例外的部门，也就难以用秘密把本该见光的信息锁在柜中。从“以保密为主导的公开”变成“以公开为主导的保密”，政务公开才能掌握好公开与保密的天平。

我们需要更明确的标准，细化相关条例中的笼统规定，收紧相关法规中“其他事项”这样的口袋条款；我们需要更完善的机制，让“例外”的划定、鉴别和监管更公开合理，避免各个部门自定其秘密；我们也需要更严格的规定，确保不公开的程序正义，打消公众对“自我豁免”的质疑。

实际上，向公众说明不公开的理由、标准和程序，本身也是一种公开。在可能的情况下，如果能对不公开作一些必要的解释说明，恐怕更能获得公众的理解认同。这样的标准公开、程序公开，甚至比单纯的信息公开更能起到普及政治常识、争取社会信任的作用。

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算起，政务公开刚刚开始三年。在中央部委的公开元年，对“不公开”的讨论，于政府、于社会，都无疑是一堂很好的“公开课”。在这样的讨论、修正和实践中，政务公开才能一步步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