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中两部书《新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新日中战争！——迫使中国屈服的30个战略》，是日本保守派学者、右翼政客否认侵略战争和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右为以茨城大学名誉教授荒井信一为代表的一批进步学者创办的反省日本侵略战争和追求和平的学术杂志——《战争责任研究》。各期内容以“慰安妇”、细菌战、毒气战、劳工问题等为主要内容，意在向日本社会传达近代日本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的真实历史，力图引导战后日本人形成相对正确的历史观和战争责任认识。

说起日本人的战争责任问题，每位中国人，甚至任何一位遭受近代日本侵略之害的受害国国民都义愤填膺，批评战后日本人欠缺像德国人那样反省战争责任的勇气和道德品格。受害者很自然地将日本人统统视作加害者，很少有人将实施直接加害行为的日本人与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以及战后日本右翼与日本进步派、普通国民区别开来。其实，不加区分地将全部日本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态度是不足取的，无助于我们认清事情的全部真相。

■日本战败投降至今，其国内围绕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从未中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战争责任论

战后日本人因战争体验、政治立场、社会地位、生活阅历、出生地域、工作情况和教育程度等不同，往往具有不同的战争责任认识，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随着经济环境、国际局势等因素的影响，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日本战败投降至今，其国内围绕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也从未中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战争责任论。其中，既包括日本进步派人士对战争责任的深刻反省，也包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对战争责任的顽固否认，还包括进步派与保守派围绕战争责任的交锋和争论，以及两派彼此内部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分歧和区别。

■战后初期的日本社会，除个别日本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外，大多数人是站在受害意识上讨论战败责任的

战后初期的日本社会，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检讨，但探究其内容，除个别日本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意识到日本对亚洲邻国的战争责任外，实际上大多数人竟然是站在受害意识上讨论战败责任。昭和天皇与麦克阿瑟达成了妥协，不仅以《人间宣言》一纸诏书逃脱了东京审判，而且为未能挽救东条英机等“肱股之臣”扼腕叹息。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东久迩不仅为战犯掩盖、开脱罪责，而且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提出了“人人有份”的“一亿总忏悔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忏悔”并非我们主观善意的想象——向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牺牲者“忏悔”，而是向天皇“忏悔”，为战争失败反省。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和普通国民，普遍接受了美国宣扬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认为自己受到了军部领导者的“欺骗”，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提出追究导致日本陷入战争灾难的“责任者”，忽视自己曾经协助或默许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在“军部”轰然倒塌和每个加害者都认为自己是受命于“上峰”的日本社会，究竟谁才是战争责任的主体呢？这是战后至今日本社会一直在讨论而又未能彻底解决的遗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