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黄穗事件”成为社会焦点，运动员这个特殊群体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调查发现，多名优秀运动员被授官职，其中不乏在领导岗位上做出成绩的成功典型，如邓亚萍、熊倪、谢军等，但身在其位不谋其职的也大有人在。（《中国青年报》4月15日）

无论如何，身在其位，不谋其职，领其公帑，是不应该的。要扒掉运动员“赛而优则仕”的官帽，并不是一个大难题，但要解决专业运动员退役后的出路问题，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思维根深蒂固，采取职业体育与业余体育的体制，职业体育用阶段性的高薪，解决运动员的后顾之忧，业余体育让运动员可随时改变自己人生发展的规划与选择，出路问题相对较少。

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让体育的计划思维至今未有根本改变。采用专业体育，奉行成绩第一的指导思想，运动员的本质就是训练、比赛、拿奖；采用举国体制，给予运动员“事业编制”，国家包办出路。这种“计划性”的思维，一方面让运动员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不高，另一方面高预期下自立性不强，一旦退役，就业择业就成了大问题。

在全社会共识改革的背景下，运动员的出路问题，需要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步破解体制之痛，具体来说，应该从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改变培养理念，从专业体育向学校体育转变。要将学校作为运动员的惟一母体，从学校教育中完成体育意识的启蒙，在自身需要和兴趣的基础上选择体育发展，在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体育成绩，回到学校教育完成退役之后的人生转型。不再走专业化的道路，让体育特长成为运动员就业择业的加分项目，而不是短板与绝路。

二是改变保障体制，从国家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变。基本保障方面，低保可以随时为退役运动员激活；在社会保障方面，可以尝试特殊的养老保险制度，采用多交早领的办法；在身体保障方面，用商业保险和现金补偿免除身体受伤害的后顾之忧。

三是改变用人体制，从“赛而优则仕”向公平公正转变。“术业有专攻”，“赛而优”不必然等于从事公职应具有的素质。退役的运动员可以选择“仕途”，但必须是公平基础上人岗适配的结果，而不是“赛而优”的酬庸；对更多退役的运动员，可创造条件，让他们转型从事教练、教师工作。

随着整个国家体育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变，由专业体育向职业体育转变，由竞技体育向全民健身转变，产生职业运动员出路问题的根源，会逐步解决，但不会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对这个过程中暴露的问题，需要用历史的思维、发展的思维来看待，一味地简单谴责、批评，是于事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