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来争议缠身的厦门大学不幸再次进入“丑闻季”。去年会计系副教授谢灵爆料前副校长包养女生、有些领导教授经常出没色情场所，上周网爆谢灵炮轰校长朱崇实享受就餐特权，近日又有厦大女生发帖揭露历史系特聘教授吴春明长期猥亵诱奸女生，一系列丑闻不断冲击公众神经。

尽管厦大很扎眼，但其“道”不孤。多年来，学术界里教授抄袭、买春、贪贿、猥亵、诱奸，甚至成为间谍出卖国家机密，不断刷新师德败坏甚至违法乱纪的底线。至于学霸学阀专横跋扈，把持荣誉颁授、课题申请、经费分配、职称晋升等，党同伐异，压榨研究生，欺压青年学者等现象，早已见怪不怪。

多年来社会批评不断，高校收紧管理，有关部门更是出台旨在提升师德、规范学术的管理规定若干，但为什么始终效果不彰，学术腐败、伦理失范每况愈下？当然不能说社会监督没有用，或者国家加强管理没有用，但这些不是治本之策。在我国，学术腐败、师德败坏，甚至违法乱纪滋生蔓延，关键原因为学术共同体的失范。

学术共同体不同于一般的社区群体和社会组织，而是有着共同价值、共同信念和共同规范的社会群体。他们共同的价值和信念，应该是致力于为人类进行知识创新与思想探索，并通过人才培养实现学术的薪火相传。这是高度专业化的事业，有其独特的规律，因此必须遵行相应的规范，实现学术自治。当然，学术共同体与学术自治并不意味着学术界就是法外之地。比如报道称吴春明以课题经费开房，诱奸猥亵女生，已涉嫌触犯国家法律，司法机关当然应介入调查。

国外成功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多实行学术共同体的自治。论文评判、荣誉评定有同行评议，职称晋升、重大决策有教授会议，学术失范、师德败坏等等，都有相应的专门调查机制和委员会，从而实现高深学术研究与校务民主治理的结合。

但高度行政化的现实，却破坏了我国学术共同体的构建。行政权力而非专业学术、领导决定而非同行评议、长官意志而非民主协商在资源分配、职称晋升和重大校务中起主导作用，导致权力逻辑与利益角逐统摄了一切。学术行政化和官僚化，还在我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形成了扭曲的生态链。领导手握资源和权力，高高在上，处于顶端；而学生由于毕业证、学位证受制于人，处于底端。教师和科研人员则处于中端，学术权力过小而行政权力过大。学术权力过小，使得学术创造所必需的自主空间受限，不得不在经费和职称上仰人鼻息；而行政权力过大，则又使得本应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中，有些人将对人才的培养扭曲为对学生未来前程命运的掌控。于是，有人沦为犬儒，有人师德堕落。

明人吕坤曾云，“变民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仕风难。仕风变，天下治矣”。大学在我国古代，被视为国家养士之地，不仅培养人才，更重视养成知识分子的道德风骨；在现代社会，大学更是知识创新的重镇、思想探索的高地。说大学与一国命脉息息相关，绝非妄语。因此，固持世道人心，大学与有责焉；而疗救大学之弊，更是刻不容缓。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