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近日报道，江苏常州外国语学校搬迁新址后，许多学生先后被检查出皮炎、血液指标异常等情况，个别学生查出患有淋巴癌等。而学校附近正在开挖的地块上曾是三家化工厂，学生们的身体异常情况疑与化工厂“毒地”相关。常外“毒地”事件在舆论场上不断发酵，环保部、教育部先后发声。

江苏作为化工大省，类似事件近两年并不鲜见。鱼塘内长出变形鱼、养猪场“地下藏毒”等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更长远一些，类似事件，在不同地域也同样上演。媒体曾报道过武汉、广州等地曾出现“毒地”上建经济适用房的现象。关于中国受污染的土壤面积，目前尚缺乏官方的确切数据。最新的土壤“家底”数据是2014年4月环保部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这是中国首次公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的调查。根据公报，此次调查覆盖面积为630万平方公里，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毒地治理”已然迫在眉睫。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乱象丛生，监管责无旁贷。

“毒地”乱象让人想起美国著名环境学者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倡导的“土地伦理”。人与土地之间和谐相处，这是共同体理念，每个人都当对土地健康担责。只可惜，污染容易，治理不已。据说按一亩“毒地”100万至200万元的修复成本算，修复上百亩的毒地或许得上亿元。物质成本如此高昂，更不要说修复过程甚至长达几十年了。

习近平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保与经济，化工与民生，并非鱼与熊掌的关系，在决策理性与民本行政中完全可以实现“多赢”——但前提，是该管必严管、不为眼前利益“遮望眼”。眼下而言，常州“毒地事件”给我们再一次敲响了警钟，对于监管部门来说，是否可以来次全国拉网排查，把类似常州的隐患主动发现、主动化解，以免害情出现后再亡羊补牢。

此次事件再次让我们意识到：环保这件事，虽是水磨的功夫，却更见公共治理的“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