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赵勇的父亲遭遇车祸，历经数次手术后成为植物人。肇事司机黄淑芬两年来既未主动承担医疗费也没有真诚道歉，直至法院判决下达，黄淑芬仍然以“打太极”的方式，拒绝赔偿交通事故的各项损失85万余元。无奈之下，赵勇公布了数段黄淑芬拖欠赔偿的“教科书式耍赖”的音频及视频，引发热议。（11月27日《北京青年报》）

得益于视频的曝光和舆论的关注，陷入私力救济困局的讨债者迎来了曙光。法院采取了冻结佣金、查封相关资产、行政拘留15日的措施，“教科书式耍赖者”付出了应有的代价。结果固然令人欣慰，过程却让人难以接受。倘若没有追债文章和视频引发的“舆论倒逼”效应，“教科书式耍赖者”是否会受到法律的惩处呢？

事实证明，再牛气的负债者，在法律的铁面之前都会不堪一击。问题在于，靠什么来推动法律的执行，并降低公众依法维权和实现法治的成本？“教科书式耍赖”映衬的是司法成本的高昂，由此触动了公众的不满情绪。立案难、申诉难、执行难一直饱受诟病，走司法途径好不容易打赢了官司，最终却倒在了执行的“最后一公里”，落了个“赢了官司，输了结果”的结局。

执行难成为法治实施过程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并引发了公众的极大不满。在很多基层地区，出于对司法权威的不信任以及法律信仰的缺失，“信访不信法”现象已经相当普遍。破解司法执行难的问题，已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解决法律权威下降的现实需求。其间，固然有查找义务人难、部门配合度低、诚信系统建设还不够完善等客观因素，也有法官道德水准、法律素养欠缺、法院内部管理不到位和司法公开力度不够等因素，由此导致审判质效过低，无以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法治诉求。

“教科书式耍赖”之所以广有市场，跟法治不彰有着直接的关联。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是，为何法院的介入和执行，非得等到媒体曝光之后，为什么不能在两年之内执行到位？为何所采取的强制措施要在曝光之后实施？假若没有舆论的关注，“教科书式耍赖”是否会一直延续？如何界定和判断执行难的主客观因素，并避免用客观因素掩盖主观动能不够的顽疾？

不能为和不愿为有着本质的区别，最高人民法院承诺“用两年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就现实来看，实现这一愿景和目标还有诸多复杂因素。因此要求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必须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和“不放过”的原则，对未能自动履行的判决结果，及时启动强制执行程序，让“教科书式耍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以此维护司法公平和彰显法律权威，而不是舆论追踪下的被动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