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元宵做慈善，这算哪门子慈善？2012-02-08这位说出“这就是个抢的单位”这种话的城管，不知道是否是哈尔滨双城市城管执法局雇的“临时工”。 在这起引起争议的执法事件中，无论是去执行任务的城管，还是回答问题的“临时工”，都可以说犯了三个很严重的错误，以至于触了众怒。
首先，城管不清楚何为强征。倘若是战时或者是突发事件中出现“强征”市民财务的情况，相信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法律对征用的适用范围非常严格，除因国家需要对土地进行征用外，一般唯有紧急情况下才可以征用公民财产。如因抗击非典之需而紧急征用某些物资；特别紧急的甚至虽可以即时强制征用，但事后需要按照行政权限补办批准手续，并给予一定的补偿。
试问，去敬老院给老年人送元宵，能算的上紧急情况吗？不知敬老院里的老人是急需这140袋元宵救命呢还是需要当药引子治病？行政执法的基础必须是有法可依，可是，在这次“强征”过程中，不知双城市城管执法局依的又是哪部法律呢？
其次，城管不清楚怎样做慈善。慈善的目的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扶危救困。人们既不能用打家劫舍的钱去资助失学儿童，也不能以“为了穷人、弱势群体的利益为名”，动用别人的财产。因为这样做，一来侵犯了他人的利益，二来违法了慈善自愿平等的原则。
任何扶危济困的行为，必须由捐助者自愿决定，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权利强行别人做慈善。但是，现实生活中，往往会遇到动用公权力“命令”居民、职工捐款的情况，这样的做法，实在是有违慈善的初衷。
最后，城管不清楚公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常言道，不问自取，视为贼也。哈尔滨市双城市城管执法人员，在未征得商户同意，有违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强征”了副食店商贩140多袋元宵，这种行为，说到底的确就是“抢”。
之所以出现这种事情，关键还是因为公权力的膨胀。公权力一旦发酵、无法约束，便会像脱缰的野马，不仅会让执法人员变得越来越目无法纪、越来越猖狂，也会造成对法律与公民权利的肆意践踏，最终让执法人员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利用手中的权利，“强征”商铺的元宵，城管工作人员居然表现得如此淡定自若、理直气壮，还自认城管就是个“抢”的单位，这不得不说，公权力已令其膨胀到何种令人发指的地步。近些年来，许多地方的城管一直在不断采用柔性执法、女性执法等方法来改变城管在市民中的形象。但如今看来，倘若城管对权力本身进行反思与约束，而是利用手中的“合法伤害权”任意行事，日后城管们犯的错又岂是一个“抢”字了得？
' />“执法走样”的实质是“公权滥用”2012-02-08如果不是媒体证实，恐怕难以让人相信，这不是在拍影视剧，而是真实发生的一幕。城管通过强征手段拿到的百余袋元宵，虽然送给敬老院用来慰问老人，表面上看是一种善举，然而这样的强征未免有些“抢”的意味，即便“抢”来的元宵再多，也丝毫没有搀杂任何爱意，不仅让元宵变了质，也让爱心变了味。
这些年，有关城管的新闻屡屡见诸媒体，总体而言，城管给人的印象大多停留在暴力执法、野蛮执法的层面，负面新闻可谓举不胜数，也难怪民间盛传“城管猛于虎”的感叹。城管部门的权力到底有多大？这个问题如果认真追问，才知道城管既不是权威部门，也绝非要害机构，其权力范围不过局限于日常的城市管理，就职责本身而言并非“暴力”的代名词。那么，城管执法却为何如此肆无忌惮？这些从“抢元宵”的闹剧中或许能寻到答案，“这就是个抢的单位，抢是领导临时决定的。”城管执法局工作人员的此番回应不仅显得理直气壮，而且大有“抢了又如何？”的惊人气魄。
城管既不同于公安、司法等部门，其执法难度相对也并不复杂，暴力执法事件完全可以避免。反思城管的执法方式，不难看出，城管执法之所以形成放纵姿态，与其不严格的监管制度密切相关。就当前而言，各地城管队伍均由各地方政府组织、管理，说到底也就是各自为政，一切听从于当地政府，而政府管理的事物过于庞杂，对城管部门缺乏相应的监管和权力约束，再加上没有统一的法规对城管执法的权限、追责等细则作出明确规定，这才导致城管执法的自由散漫，久而久之也就形成对执法的放纵，出现“抢元宵”之类的暴力执法现象也就不难理解。
平心而论，打着“爱心”的幌子“劫贫济贫”，个中滋味确实让人五味杂陈。面对“抢元宵”事件，恐怕一句简单的“执法走样”不足以平息民愤。说到底，“执法走样”不过是“公权滥用”的遮羞布，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违法违规现象得不到严厉惩处，类似的甚至更严重的事件就会层出不穷。
' />执法靠抢：一语道破妖魔化城管的天机2012-02-08城管工作就是抢，此言一出，争议备至。有网友调侃道：这么多年了，城管暴力了这么多次，但这一次的城管最可爱，因为他们说了实话。网友调侃之言，或许有些讽刺，但道理却不假。就当前的城管而言，不是我们非得妖魔化他们的形象，只是一次又一次的事件后，城管真的只带给我们一些不良印象，而“这就是个抢的单位，抢是领导临时决定的”，更是一语道破天机，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城管的真实意识。
本来，城管要去敬老院慰问老人，买点什么东西，其实花不了几个钱，可人家硬是不按常理出牌，不去买，也不从自家拿，就去大街上溜达一圈，开着三辆车，看见谁家卖元宵，就收了。你说，本来去敬老院慰问，该是城管改善自我形象多好的一次机会啊？要是被媒体撞见，无论是否是作秀，对城管形象的改变，肯定是有一定作用的。
遗憾的是，本来是好事一件，经过城管这么一抢，再加上城管那么毫不掩饰的解释，好事也变成坏事了。我们知道，城管有一定的执法权，但执法，真的不等同于去抢，这是只有强盗才做的事情，城管毕竟是执法者，而非强盗，干着和强盗一样的事，难免会让其形象大打折扣。
这些年，城管的形象日益被妖魔化，看见城管一词，总让人联想起鸡飞狗跳、横行霸道等不良词汇，脑海中浮现的，也大多是城管打人的画面，所以，每每有城管的新闻，后面的一大群跟帖，多数是谩骂城管的。于是有人感叹：城管的形象被妖魔化了，不是每一个城管都素质低，都崇向暴力的。接着，城管为改善自身形象，也作出不少努力，如换制服，如眼神执法，如招聘美女城管等等，但没有哪一次的改变，让公众真正改变对城管的印象。在我们看来，即便人不同了，制服换了，但城管还是城管。
当我们看到城管自己都表示——我们的工作就是抢。我们只能感叹一句，有时，并非我们要去妖魔化城管，而是城管的所作所为的确不争气。你说，社会舆论都已经在很理性地呼吁公众要理性看待城管了，可城管这么一“抢”，其实又把自身的形象显露无疑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城管生活的环境与氛围如此时，我们其实很难对其心存过高的幻想。
“这就是个抢的单位”，这不仅是城管是一种意识，也是城管环境的一种生态写照。这样的生态背后，是扭曲的意识观，执法者与强盗行径无异的背后，是对其自身执法权的一种亵渎。这种生态，是必须纠正的，而纠正这城管最根本的意识，远比让城管换马甲更实用，也更有现实价值。执法靠抢，一语道破妖魔化城管的天机，也一语点出改善城管形象的法门。故而，对这样的城管，必须严惩到底，不能不了了之，因为任何的放纵，皆可能是对城管非法执法的一种纵容，只有严格约束城管的执法权，坚决打击城管的非法执法行为，纠正城管的错误意识，城管形象不再被妖魔化，才可能从梦想照进现实。
' />执法即“抢”是一种暴力宣示2012-02-08商户的元宵，当然可以用来慰问敬老院老人；城管局的执法人员，当然也可以去敬老院献爱心。
不过，未经许可就将商户的元宵送给了敬老院老人，则无论其目标如何堂皇光鲜，也难掩强抢民众财物的性质。
执法的本质固然是一种“掠夺”，但这种“掠夺”应该在边界明确、众人皆知的法律框架下发生，这既是依法行事的出发点，也是执法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暴力的根源所在。
现代法治理念强调的“告知”、“同意”原则，其实已明确界定了政府部门执法与暴力掠夺的边界。即相关各方都应在法律法规的限定之内，执法一方有告知的义务，被执法一方有知情的权利，而无论同意与否，依据和尺度都只能是法律法规。
长期以来，公众每每质疑城管人员的打人、扣货行为，而城管人员也总是一再辩解，强调自己行为的辛苦以及善意，认为社会是在妖魔化城管。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城管的种种强梁行为到底有没有法律授权？如果有法律授权，城管执法过程中的一些过头行为还可以认为是执法不当；如果没有，则与暴力掠夺并无二致。
至少到目前为止，城管“执法”并无充足的法律依据。以双城市这起元宵事件来说，城管人员所谓的“抢”论，正是这种尴尬处境的直接表现。
这里面，并不存在“走样”、“不走样”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具备执法主体的地位。
一个理性的、法治的社会，不应该容忍这样的行为存在。当务之急，必须在存续之间做一个选择，城管若是继续执法下去，则一定要尽快从法律层面明确其执法地位，不然，总是胶着于展览城管暴行，并不可能求得救赎。
' />“这就是个抢的单位”彪悍外露2012-02-08一句“这就是个抢的单位”，让双城市城管执法局彪悍外露。与口头上的彪悍相比，双城城管开车沿街“强征”元宵的行为，更显得霸气十足。纵然有慰问敬老院老人的或善意或作秀的诉求，双城城管筹措慰问品的过程依然让人瞠目结舌，正如商贩所指斥的：不告诉一声就搬走了，这跟偷、抢有什么区别。显然，这不是简单的执法“走样”。
关于城管是否有权没收商贩的工具、物品和所得，这一直存在很多争议。一方面，在我国的法律框架中，没收财产是一种刑罚，即使无证摊贩的经营工具和商品也是物权法保护的公民合法财产，理论上行政机关没有没收的权力；另一方面，我国刑法规定的非法经营罪，一般并不包括街头摊贩无证经营的日杂合法商品。因此，在学界和舆论的不断追问下，各地城管对所谓违法商贩的工具、物品和所得，逐渐采取暂扣的方式，而非剥夺产权性的强制没收。
即便按照现行行政处罚法第53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对依法没收的非法财物，也只能进行公开拍卖或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而不能自行处理，而且拍卖款项必须全部上缴国库。基于此，一些地方已明确“废止城管可捐没收物品规定”，对当事人接受处理的，退还暂扣物品；对逾期不接受处理的暂扣物品，公开拍卖，以强调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譬如2009年上海市出台的《城管执法暂扣物品保管和处理暂行办法》，即体现了这一思路。
在这种行政执法不断调整和进步的背景下，我们要追问双城市城管局：有何权力在副食店商贩不知情的情况下，“强征”元宵，并且以捐赠方式慰问敬老院？这是否相当于对“没收”财物做自行处理？即使按照现行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的种类包括“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但副食店商贩的经营并未违反行政处罚法，其所购进的元宵也不是非法财物。双城毕竟不是影视作品中的“鹅城”，城管哪来的胆量沿街“强征”？
无论从法理上，还是揆诸有瑕疵的现行行政处罚法，双城城管“强征”元宵都根本立不住脚。既然于法无据，执法者的行政行为必然将违反相关法律，这又岂止是轻飘飘的执法“走样”问题？这还能叫“执法”吗？
当“抢”成为一种行政执法方式，而且理直气壮地宣称“这就是个抢的单位”，这不只严重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形象，更深深刺痛了法制尊严与舆论神经。是以，仅内部性地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远远不够，必须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及相关决策领导的责任，并且赔偿商户损失。长远来看，还需在法律体系内理顺法理，规范行政权力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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